城市景观形态初探_鄂尔多斯城市规划借鉴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其中有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公共绿地、写字楼、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城市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城市景观形态的背后就是城市人的美学观念和世界观。

1．与自然相融合的景观观念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较发达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而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务实思想带来的是对自然的顺应和崇拜。古代先民早已注意到“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葬经翼》。大自然的力量时刻提醒着人们尊重自然万物运作机制的“天道”。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必然以天道自然“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黄帝宅经》。“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园治》也成为贯穿于一切营造活动的基本精神，体现了我国传统哲学尊重和顺应自然的特色。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世界万物是相倚相存的而且受到自然力量的控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把天时地利人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天道人道相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反映了中国原始的景观观念。对城市而言，影响最大的是风水理论。风水是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宇宙观、环境观、审美观的一种反映。它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山水的形态、水质、土质及方位组合形态决定该地区是否能藏风纳气，以及风、气的品质等。这种源于对自然的适应和敬畏的观念指导着人的实践行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和形态及城市主要街道和标志建筑的制定往往是由风水观念决定的。反映在城市上即：“自然中有城市，城市中有山水，山水中有建筑，建筑中有园林，园林中有小筑，小筑中有自然或自然的替代品（盆景、山水画等）。”

在文化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伦理、道德，表现为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人的礼制仪式推广到城市格局，城市格局也要按照其各组成部分所代表的社会成分，符合某种社会结构来安排。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理制城市”，具有强烈的人文特色。

由于礼教观念和礼仪的固定不变，建筑格局和城市格局在其作用下也慢慢失去了变化并具有强大的惯性。反映在城市形态上表现为对大地的依恋，水平展开的城市，封闭内向型的建筑群体，局部与整体的相似性。

因此，可以说，具有人文特色的山水文化对中国传统城市影响极大。这些观念已经根植与人的心中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城市多数是礼制和风水二者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礼制使城市具有秩序，风水使城市建设遵循自然法则。中国漫长而相对稳定的社会演变又为这种景观体系的成熟提供条件。从“匠人营国”到明、清北京，其城市的结构形态等级结构秩序是一脉相承的，建筑型制大体相似，不同的只是规模和装修水平的不同，形成了水平向展开的城市形态及由庭院空间的集合放大形成城市整体空间形象。在与自然的对应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理制城市”还是民间的乡野市镇，其城市空间重视于城市说处的山水环境相对应，并且两者生动和谐的组成体格完整的整体。正是在这种城市与自然共荣共存的观念下，赋予了我国大部分城市与乡镇独具特色的气质和魅力。

如南京城的山水格局：城市总体布局艺术围绕山与水而展开，东北为山，西北长江，北有玄武湖，西南有莫愁湖，宁镇山脉绵延起伏，环抱市区，周围河湖纵横交错；道路网络自由布置，与山势与水体协调，市区内秦淮河穿城而过。整座城市背山、面江、抱湖，人工与自然景观融合，宛然一座天然的山水城市。

即使在北京这样地势平坦、依据“理制城市”规划的整齐划一的城市，我们也能体会到“三山三海五园”独特的山水空间气息，并由此形成清晰的城市空间意向和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北京城西北依燕山山脉，东南为华北平原，潮白河与永定河从东西两面夹城而过。规划中充分利用了水面多的优势，将什刹海、北海、中南海三大湖面圈入城市中心区。故宫紧邻水侧，并用人工堆积成景山，利用山和水组织城市主要轴线，布置城市宫殿建筑群和至高点，并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在东西南北布置天、地、日、月坛等建筑与中心建筑群相呼应。以四合院为主的大量民居掩映在浓郁的绿荫中。城西建设有大批园林：如颐和园、圆明园等，与城中“三海”贯穿的自然园林区相衔接，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得天衣无缝。

另一方面，这种对自然的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被动接受、适应的传统观念某种程度上又制约了对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反映在城市形态上：在缺乏外力的碰撞下，呈现出几千年相对稳定的城市结构形态。在近代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后，西方现代的工业文明作为“泊来品”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设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城市和自然的双重迫害就在所难免了。

2．与自然相对立的景观观念

不同与中国传统，在西方，“超越自然”反映了西方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在《旧约》中，上帝是唯一的神，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它的产品，作为上帝代言人就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对他们来说，经过人工加工的景观美远比原真的自然美，从文艺复兴的理想城的平面可以看出他们所向往的理想城市景观图景——规整的几何形秩序强加于自然之上。在建筑上，高耸的哥特教堂，古罗马气势恢虹的凯旋门都表现了一种对自我力量的信赖和征服的欲望。即使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在建筑的选址与规划设计中，都是从建筑需要角度论述了阳光、空气、温度、风、水、地理条件，却无一字提及自然景观，更不用说对其的艺术处理了。至中世纪，基督教神权至上，人们更是将山、泉、湖泊、森林看作是恶魔所造，丛林里往往藏着妖魔鬼怪，一个个孤立的城堡显示了对自然的排斥。在建筑群体组合上，不同与我国的建筑群体围合成庭院空间，强调群体效应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的建筑空间往往是庭院绕建筑，建筑唯我独尊更加注重个体的形象，强调对基地的占有。即使是庭院植物，其植物的配置也经过人工的精心修建使之变为人工物。对文艺复兴的许多广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很少了以看到植物，有的只是精心的地面铺筑和精美的建筑。

与中国人执着地寻觅“中庸之道”不同，西方人总是说“是或不”。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他们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力量而拒绝了外面的世界时，他们的建筑、建筑群、城市必然是一个与自然不友好的“乐土”。这种人与自然相割裂的关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征服虽然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不断的探索未知领域、思维更加理性化，在不断的探索增强改造自然并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建立在西方经典科学技术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西方带来一个高速运转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使人们的自信心空前膨胀达到顶点。在城市建筑和规划领域，也充满了以技术和物质功能为主题的革命热情，一段时期以来，建立在机器美学基础上的“功能城市”大行其道。人们曾自豪地认为，现实世界中一切人的需求都可以在现代工业文明得到解决。

但现实并没有实现其理想的结果，对自然的蔑视最终得到自然的加倍报复。工业文明引起了近代城市本质的根本变化，给自然留下了累累“伤痕”。这种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扩张导致了人们自然生态观念的日益淡漠，同时技术手段的持续发展更加强了人们的改造自然的手段，再加上与工业化并列发展的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演变为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城市的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城市景观空间的整体失衡——大量的、千篇一律的、缺乏文脉继承的现代城市呈现在人们眼前。“现代技术由于轻率和不加思考地应有科学知识和技术设施，已经破坏了环境和降低了它的可居住性。”城市在旧躯体上的迅速增长、大工业本身的污染，导致了城市整体环境质量下降和城市形态发展呈现出无序状态的蔓延，同时空间环境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割裂也导致城市人们情感的疏离和内心的焦虑等等问题。

中西方这两种对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景观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形态特征，并通过城市景观空间体现出来。当前，传统西方的基本观念和文化思想正经理着深刻的变革，其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等都有转向东方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从机械的自然观过度到有机的自然观；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等。而我国传统的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等观念正和西方形成互补。因此，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鄂尔多斯城市规划才可在当今城市化浪潮中立足于自身，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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